编者按：4月27日至28日，2024乡村振兴荆楚论坛在华中农业大学成功举办。此次盛会由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华中农业大学主办。论坛精心安排了青年专场，特邀8位专家学者深入讨论农业发展新策略。上半场演讲嘉宾包括浙江大学陈帅教授、中国农业大学李春顶教授、南京农业大学纪月清教授、复旦大学宋弘教授，下半场则由农业农村部高鸣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刘晓光教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张寒教授、华中农业大学何可教授登台演讲。本报特此刊发演讲摘要。

通过气候适应措施缓解农村人口流动与老龄化问题

陈帅（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聘教授、农业与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

中国农村人口的大规模流动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更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负面影响，可能会进一步促使农民迁移到城市或其他地区以寻求更好的生计。研究发现，气候变化与农村人口迁移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一旦极端高温的累积到一定程度，将促使农村人口外流显著增加。

气候变化通过影响农业生产和农业收益进而引发农村地区的人口流出，特别是年轻人的流出。这势必加剧农村的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问题，对农村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构成挑战。值得注意的是，气候变化引致的农村人口迁移主要是被动迁移，通常是农民从农村地区向同一县域内的城市地区迁移，这显然并非出于对更优气候条件的追求，而是受到城乡间工资差异的经济驱动。

因此，需要采取农业气候适应措施，如灌溉、机械化和作物结构调整等，这些措施能有效减轻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负面影响，进而缓解农村地区的人口流失。通过强化这些措施，政策制定者不仅能确保农村地区有效适应气候变化，还能缓解因气候变化引起的人口空心化和老龄化问题，从而促进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区域的协调发展。

推进区域农业对外开放，深化亚太自贸区农业经贸合作潜力

李春顶（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经济贸易系主任）

亚太自贸区（FTAAP）是APEC北京峰会推动的区域贸易协定目标，是我国构建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的重要方向。亚太自贸区实现路径可以基于RCEP、CPTPP、RCEP与CPTPP融合形成FTAAP的三条可行路径，其差异仅在于一体化基础不同，但均经历CPTPP初步实施、RCEP初步实施、CPTPP深入实施且中国初步参与CPTPP、RCEP深入实施且印度初步参与RCEP、中国深入参与CPTPP、印度深入参与RCEP六个共同政策节点。

我们通过研究发现，六个共同政策节点能普遍促进参与国宏观经济增长，且协定深入实施的效应要大于其初步实施情况。三条路径均在政策实施当年促进参与国实际GDP、进出口增长。由于拥有更庞大的成员国基础及更高层次的开放水平基础，路径三的宏观经济效应更大。六个共同政策节点以及三条路径在其政策实施当年均削减中国农产品产出，除CPTPP外的其他五个政策节点以及三条路径则能有效提升中国农产品进出口，其中路径三产业经济效应更显著。

为深化亚太自贸区农业经贸合作潜力，要坚持安全底线有序推进区域农业对外开放、积极谨慎参与亚太地区农业经贸合作、推动RCEP与CPTPP融合并进一步形成FTAAP、深化国内改革以适应高标准贸易规则、推动包容性增长和地区协作。

救灾视角下的中国高强度施肥及其治理含义

纪月清（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化肥减量的关键在于科学施肥，以提升利用效率，减少无效施肥。如何推动化肥持续减量同时又不显著影响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成为中国农业绿色转型亟待回答的问题。

中国高强度施肥有一定的合理性，这种方式旨在提高粮食自给率，增加农业收益。廉价化肥的供应、多熟种植制度以及耐肥高产作物的培育，都促使了更多肥料的使用。中国高强度施肥还可能和强大的防灾救灾体系有关。在非洲，由于缺乏防灾救灾条件，灾害频发使规避风险的小农倾向于采用“广种薄收”的策略，大量半干旱地区的农户在雨养农业中不使用任何化肥。中国强大的防灾救灾体系一方面使农户敢于事前施肥，另外一方面使灾害冲击无法摧毁所有作物、农户能够在灾害过去之后通过积极补施肥料来有效减少产量损失。来自黑龙江、河南、四川的抽样调研发现，当年遭遇灾害的玉米种植户不但未减少反而增加了化肥施用次数和数量。

有效治理与灾害不确定性及救灾相关的施肥，需要统筹兼顾稳定重要农产品供给与改善环境质量。正在一些地区试点和推广的化肥“实名制购买定额制使用”政策需要根据救灾需求来及时调整当季可使用的化肥额度。与产量挂钩的农业保险需要及时勘察定损，或转变为与产量不挂钩的天气指数保险，以避免参保农户不再积极救灾。而在灾害频发地区，那些更容易出现水土肥流失以及产量损失的边缘土地也需要适当退耕。

教育帮扶政策助力农村人力资本积累

宋弘（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教育帮扶政策效果显著，在教育年限、认知能力、教育财政投入等方面，贫困县和非贫困县的差距随时间不断减小，这些提升既表现在工资、教育年限等认知能力维度，也体现在非认知能力维度。

近二十年来，信息化和互联网辅助扶贫方式在教育领域有了越来越多的应用，信息化教育扶贫有可能成为提高教育质量的有效方式，尤其在传统师资非常贫瘠的地区。信息化教育扶贫项目的效果在不同类型的信息化辅助手段、不同阶段学生以及不同地区层面，具有显著的异质性，这也意味着，相关政策的推行需要特别审慎的评估。

在公共教育方面，政策促进了公共教育领域的实物投资和人力资源投资，从而有助于改善教学条件和效果；在家庭教育方面，政策激励家庭增加对下一代的教育支出和教育期望，从而有助于增进下一代人力资本积累，但同时也发现，家庭教育的观念和方式短期内未见改变。因此，相关帮扶政策更应注重长期性，加强教育观念上的培养，从根本上帮助家长认识到长期的教育重要性，从而为教育扶贫建立长效的观念保障。

以新质生产力全面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高鸣（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处长、研究员）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利于全面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一方面，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不仅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标志，还是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关键因素；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质变为基本内涵，与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素高度契合，为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系统性理论引导与实践遵循。

当前，以新质生产力全面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仍面临以下难点：一是种源等关键核心技术有所突破，但仍难打破资源环境约束；二是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高，但粮食增产后劲不足；三是粮食“三链”不断延伸，但加工、储运短板明显等困难挑战。为此，需要坚持协调推动生产技术进步与经营方式转型、粮食增产与节粮减损、产量增长与农民增收的主要思路。实现种业创新与环境改善双轮驱动，打破资源环境约束；实现智能化、规模化、绿色化三化同步，提升粮食增产动能；实现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三链协同，形成粮农增收合力。

发展农村电子商务，防范脱贫农户返贫

刘晓光（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讲席教授、中国政府债务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接下来的主要任务就是防止脱贫人口再返贫。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既可为农民提供高收入解决方案，还能缓解由农民转移带来的留守儿童、孤独老人等问题，在防止农户返贫方面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从电商产品上行和下行两个角度进行分析发现，电子商务进村不仅在改善商品流通体系、激活市场活力方面发挥直接作用，还在间接上提高人力资本，促进农村转型升级。对“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计划”进行政策评估可以发现，农村电子商务发展能够显著减少农村返贫率，通过复原力和收入等表现，防止脱贫农户返贫。相比于西部和东北地区，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县对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影响相对较大，贫困县农村居民从电子商务中获益更为显著，意味着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更有利于减少山区农民贫困。

虽然我们已经成功消除了绝对贫困，但对于农民增收和减少贫困仍需持续努力。一方面，我们需要建立如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等长效机制，以巩固过去取得的效果；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审视和提高未来的评分标准，以推动持续的减贫工作。

深入挖掘中国造林增汇潜力及成本有效性

张寒（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造林增汇是实现碳中和的重要手段，既对实施区域的水热、土壤等自然条件要求严格，还需要人力和资金等经济要素的持续投入。更重要的是，造林活动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能够为社会发展提供多种生态价值。从该意义上说，造林决策不应仅站在个体最优的视角核算会计成本和收益，更应以社会最优为目标考虑经济与生态双重成本和收益。

这意味着中国造林增汇应尊重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相统一。一方面，对于造林增汇的区域选择，应结合生态本底进行综合的科学规划，充分考虑水热条件的自然约束，对宜造林土地进行合理的开发利用。另一方面，造林活动应充分考虑土地利用变化引致的经济与生态环境损益，统筹做到自然本底、经济可行和社会最优的多目标兼顾，尤其考虑造林活动产生的综合成效，避免简单追求单一的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由于社会最优视角的造林活动考虑了经济与生态双重成本和收益，使得造林碳汇与工业碳减排相比的成本有效性值得商榷。因此，在选择减缓气候变化的政策工具时，应杜绝一刀切式地对造林增汇大干快干，在全国范围内确定造林活动优先序，根据边际成本差异因地制宜地推进造林增汇和碳减排的协同策略，以最小的成本代价实现碳中和目标。

强化碳交易政策效能，推动农户清洁能源消费

何可（华中农业大学农业绿色低碳发展实验室主任、教授）

伴随全球气候危机的加剧，国际社会对减少碳排放的呼声日益高涨。作为市场化的环境政策工具，碳交易旨在通过市场机制调节碳排放权的供需关系，以此激励减少碳排放和增加碳汇。尽管如此，碳交易政策在农业领域的效能尚未得到充分重视，尤其是在推动农户向清洁能源转型方面。

理论上，碳交易政策可通过多种机制促进农户清洁能源消费。一是经济激励机制。农户在碳交易政策框架内采取减排措施，可通过碳市场获得经济补偿。这种激励能增强他们购买清洁能源的能力，进而促使他们更积极地使用清洁能源。二是技术进步机制。作为碳交易政策的重点领域，能源企业将增加清洁能源产品的生产和供应，以符合政策要求。这将有助于农村能源供应向更清洁、低碳的方向发展，降低农户获取和使用清洁能源的难度。三是政策引导机制。碳交易政策的实施有助于营造全社会全社会形成节能减碳的氛围。在这样的环境中，农户对低碳生活的认识和重视将逐渐提升，形成对清洁能源消费的广泛共识。

然而，小农户作为当前农业经营的主体，面临信息获取难、经营风险高、组织化程度低、技术标准体系匮乏等诸多挑战，这限制了他们从碳市场中获益的信心和能力。此外，有效实施碳交易政策还要求农户具备一定的低碳农业生产知识和技能，这对小农户而言也是一大挑战。因此，碳交易政策的设计和执行需要进一步细化，以确保其公平性和普惠性。

作者：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杨久栋

原文链接：https://www.farmer.com.cn/2024/05/06/99953476.html